它将对司法权的监督紧紧地限定在司法自身按照法定程序运行的过程中。

商业言论和政治性言论之间的区分即成为宪法学上的重要问题。[33]拉伦茨也曾引述德国法学家莱嫩的话说，类型学的思考总是维持其与指导性价值观点间的联系，因为所有被考量的特征都取向于这个——促成整体类型的——中心价值，惟有如此它们‘才具有价值。

[21] 本案的裁判在法学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52]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注释74。所谓层级性是指一个类型内部会有无数的层级依序排列。这样看来，沃伦的论证进路甚为清晰：他首先需要找到一个评价的标准，然后在这个标准之下再来评判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是否相同的问题。拉伦茨并引申说，类型归属与概念涵摄不同，它是一种价值导向的思考程序。

[3]中又将纽约时报案中宣告的实际恶意规则，由公共官员扩展适用至公众人物。按照最高法院的说法，虽然世俗的法庭并没有对该法律的违宪性问题明确做出裁判，但历史的法庭（court of history）已经做出了审判，并有了确定的判决。当中国政治转向法治之时，亦即国家转型开始之际，中国政治的矛盾和特征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开始从以往的群众政治转向科层政治。

这样，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就使得党的领导的执政基础，建立在了最广泛的政治基础上。我并不确定文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群众路线方法还在多大程度上可行，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以及基层建设是否能够有效贯彻。（第372页） 从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出发，反观当代的政治和法治实践，可以有很多启示。（第370页） 但是，民主的方法并不是自由放任，而是体现为民主集中制：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我还是粘贴在这里，以警读者。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

现代中国政治在一度失衡之后，再次形成了新的混合体制。（第页）？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有另一种民主方法，即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任何关于群众路线的思考，不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法治领域，都应当认真阅读这一文献。如果不是整天坐井观天，眼睛盯着高层动向而无暇他顾，我们其实很容易看到，中国政治中群众政治的原则和逻辑并没有失去。

这一视角反映了北大法理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将党重新纳入到法理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这就是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问题》）。然而对于中国的法官、党政干部而言，群众路线仍然是其思考和实践法民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工作法宝。这是党的领导所不能允许的，也将违背中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从以上思路出发，对当下的司法改革，再简单做几点评论。（第390页）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从孙志刚案开始，法律人一次次上书，借助的都是群众政治的策略。

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英政治观看来，中国政治就是党的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就是研究党治，特别是研究党中央、党的领袖的政治言行。既然君主是为了考察平原而高居山顶，那么希望辅佐君主或是引导君主的法律人，就应该致力于认识人民的性质。正如时间维度总是隐含在空间维度之中，政治维度（包括对政党的思考）也贯穿在本书当中。当下中国政治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旨在将党的领导贯彻在中国政治的各个方面。混合体制的变化是在振幅内的波浪式延展。这一基本矛盾始终在推动着也在制约着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

群众路线及其代表的民主的非暴力强制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来自于中国政治的群众基础，是中国政治的混合体制的灵魂。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他在硕士和博士阶段都上过我的课，并且表现优异。（第368页） 总而言之，民主的办法亦即民主集中制在工作方法上的重要体现，就是群众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

这些学生和学者宁可沉醉于安提戈涅问题的普世价值，却无法接受秋菊问题的普遍意义。并且，两种性质的矛盾是可以互相转的。

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有教于我，我相信也会有教于各位读者。进入专题： 法治 政党政治 群众路线 。从法民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法治因此缺少了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党群关系。[ii] 我当然也熟知这一传统。

甚至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最现代、最先进、最高科技、最高大上的领域，同样贯彻的是群众政治的原则和逻辑。我几乎和每一个老外朋友都会说这样的话：我不懂中国，我对中国了解的还太少了。

其结果，要么是认敌为我，要么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最终都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混合体制的变化，如同一条正弦曲线，是在一个固定区间内波动延展。

除去他们身上的尘土，我们看到的是自己周围的人，甚至就是我们自己。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第371页）另一方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实际上，这是中国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执政传统，强调执行乃至整个政治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和作风态度问题，所对应的正是严格的科层法治可能带来的官僚主义。如果是敌我矛盾，就要用不同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办法。

[v]忽视任何一方代表的政治利益和政治原则，都是狭隘的。法民关系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法律人和普通人、法律职业和普通民众的双重主体性。

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混合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政治的变化规律。一种是作为理想类型的群众政治的基本原则，与之相对的是科层法治的职业主义。

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一经公布，立刻激起了司法界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议。